小平同志在黑龙江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的关键时刻，为我们撑了腰，使我们更加坚定了立场，明确了方向……

       黑龙江省的“揭批查”工作粉碎“四人帮”后就开始了，但真正比较深入地开展起来是在1977年底中央对省委的领导班子作了调整之后。到1978年5月，我们对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大部分已经查清。同年7月，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杨易辰代表省委明确表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肯定“文化大革命”前的黑龙江省委是红省委，而不是“黑省委”。这次会议的精神在《人民日报》公开报道之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也引起一些人对我们的不满和指责。就在这个时候，小平同志来到黑龙江。

       小平同志对黑龙江省“揭批查”运动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引起的反响等情况非常关心。他比较具体地询问了“文化大革命”以来，黑龙江省几位犯有严重错误的党政军领导干部的情况。我们逐一向他作了汇报，说明这几位领导干部的错误都已基本清楚，有的已经把处理意见上报中央。当我向他汇报到有少数人提出省委既然是红的，对“东北新曙光”问题、夺省委权的问题、造反的问题等，又怎么估计的情况时，小平同志明确指出：“革字号、保字号，干部、老工人、老劳模、共产党员，绝大部分都是‘保守’的！至少有90%以上都是好的。”当我汇报到，我们允许不同意见争论，但对个别造反派，他们坚持错误、进行干扰、破坏运动，一定要处理时，小平同志马上说：“反对那篇文章的也就是这些人吧？”我说：“就是这些人。一种是心有余悸的人，一种是造反派觉得‘我造反造错了？不是白造反了吗’，不服气。”

1978年9月14日，邓小平视察大庆展览馆

       我们还向小平同志汇报，对“文化大革命”中搞打砸抢的造反派骨干分子的处理问题已提上日程，请他指示。小平同志说：中央发了文件，是两个问题。一方面是大部分人解放，有些参加打人的，那时主要责任不在本人；一方面是在这里边相当一部分人不能作为我们提升干部的对象。这些人原来提上来就是不适当的，无非是反潮流啊，造反啊，能力也不行。这些人政治上解放，组织使用上不能重用。个别确实改好的，可以保留。相当大一部分不能保持原来工作，要回到生产中去。这样的人全国涉及1000万。这是一个大政策，1000万人中大部分不追究了，但保持原岗位是另外一回事。对这些人不正确处理，还是保留原来的岗位，群众的积极性就调动不起来。这些人把位子占了，那些好的就选不上来。要把真正看准了的年轻人提上来。

       小平同志阐述了这一重大政策以后，又问：你们处理省里那个领导干部以后，地县厂矿的主要干部调整得怎么样？我说：有问题的清查了，有些不好的拿下去了，不算处分。有些老干部落实了政策。目前主要是一些工矿企业问题较多。我举了佳木斯造纸厂的例子。这个厂有13个领导干部，老干部很少，多数是造反派。轻工业部派人来蹲点，揭开了盖子，做了调整，生产很快上去了。现在有些班子，还不是办事的班子。小平同志听后说：有的大工厂，一个老干部怎么行？再找一两个，但总的是要从好的中青年干部、技术干部中懂行的提一些。像佳木斯造纸厂这样的大厂，这几年生产搞得这么坏，他们有什么功！这样的班子不调整，生产肯定上不来。领导班子里12个造反派，表现好的，留一两个，体现政策。其余的在本厂降级，回到生产中去。在原单位不行的，还可调到别的地方去。老干部调回来几个，有经验嘛。这个问题不解决，放到那里一天，就损失一天。把老同志请回来，老同志的任务是培养新人。管理一个企业没有一股劲不行。年纪大的，稳重有余，冲劲不足，要找一些年富力强的。大庆的班子不错，比较年轻，中年多。现在所谓年轻，就是40岁出头一点。也有30多岁的，20多岁的。注意把刚才说的打砸抢分子，派性很严重没有改正的人，本领不大的人拿走，培养一批合格的管理人员。这方面如果我们现在不着手，将来来不及，就会后继无人。

       小平同志在黑龙江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的关键时刻，为我们撑了腰，使我们更加坚定了立场，明确了方向。他不仅阐明了处理帮派体系和帮派分子的大政策，而且指示我们在彻底清除帮派体系和打砸抢分子的同时，要为老干部落实政策，还要特别注意培养和提拔中青年干部。根据他的指示，我们在实事求是、思想解放的过程中，把“揭批查”工作和新时期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结合起来，在平反冤假错案、解放老干部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同时，按照干部队伍建设的“四化”标准，大力培养和选拔中青年干部。这样，就为黑龙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适时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了比较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摘自《邓小平视察黑龙江》，原文刊载于《百年潮》2020年第1期；作者曾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书记、第二书记和书记；中央顾问委员会秘书长；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